陳芝/文 提起東漢，人們熟知的通常是一頭一尾兩個階段，它的開頭，也就是“創(chuàng)業(yè)史”，與王莽篡漢綁定在一起，它的結尾則屬于被過度浪漫化的三國故事。至于它的中間部分，無名王，無雄主，也沒有激烈的外部戰(zhàn)爭，缺乏傳播學要素，所以并不為人熟知。張向榮的《三國前夜：士大夫政治與東漢皇權的崩解》一書將歷史研究與通俗寫作相結合，文風幽默、曉暢明白，適合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讀者。

東漢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階段。漢武帝所謂“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”，實則將儒生以倡優(yōu)蓄之，用之則置，不用則罷。然而儒學在他身后的傳播，產(chǎn)生了他意料不到的結果。

天命更替與異姓禪代兩股思潮合流，使西漢全社會上下皆相信漢室氣數(shù)已盡，將有圣人應運而出革除積弊。王莽在這個背景下眾望所歸，取而代之，其改制不僅要解決西漢晚期諸多社會矛盾，更要取代漢朝繼承的秦制國家，建造儒生心中的理想國。很遺憾的是他失敗了，并引發(fā)了人口大滅絕，在廢墟中崛起的東漢王朝建國之初，其人口只有前漢盛期的一半不到，即使樂觀的估計有許多隱戶逃過統(tǒng)計，但超過一半的人口死于戰(zhàn)亂應當是一個合理的推測。

雖然東漢的儒生非常靈活地開除了王莽的儒籍，但面對這樣一個凄慘的現(xiàn)實，后漢儒生放棄了制度決定論，也就是不再追求變易秦制國家，改為人事決定論，結合察舉制，后漢品藻人物越來越流行，一時蔚為大觀。

由于建立政權的光武帝也服膺儒學——盡管與先秦儒學相比，甚至哪怕與前漢儒學比，他所熱忱的東漢經(jīng)學摻入大量陰陽讖緯之術與神秘學——所以東漢政權有很強的妥協(xié)色彩，也就是上層依舊皇帝集權、郡縣制、殘酷律法和編戶齊民，下層則被儒家倫理浸化，并高度自治。用作者的話說，儒教不是浮在表面的官方意識形態(tài)，而是滲透了漢家的日常生活、社會觀念、地方秩序、人才選舉等。后漢的中興不是前漢的簡單延續(xù)，而是發(fā)生了質(zhì)變，是一種“舊邦新命”。這種混合政制作者稱之為“秦制—禮教”體制，而我更喜歡的稱呼是“儒法國家”。

按照制度設計者的設想，雖然他的上層依舊等級森嚴，律法嚴酷，然而它的底層被儒家倫理緩和，許多社會矛盾在鄉(xiāng)社內(nèi)部于禮教的層面解決，不必提升到律法層面，而這些鄉(xiāng)社的自治為朝廷節(jié)省了大量的自治成本。地方官雖然來自外地，要滿足皇帝的指令，但和本地下屬之間不完全是冷冰冰的“上下級關系”，而是猶如君臣甚至父子，要扮演“民之父母”的角色。編戶齊民孝敬父母，依戀鄉(xiāng)土，則會延伸出對漢家及皇帝的忠誠，遵循儒家禮教。反過來，皇帝對臣子也要溫柔敦厚，其樂融融，為實現(xiàn)儒家描繪的“太平世”共同奮斗。在理想狀態(tài)下，后漢這個由劉氏一姓統(tǒng)治兆民的秦制政權，竟然有了家庭的溫情脈脈色彩，達到了“化家為國”的境界。

地方自治、依戀鄉(xiāng)土、家族意識，能夠促進社會穩(wěn)定，維護漢家統(tǒng)治；漢室就必須接受君子價值、家族意識、鄉(xiāng)土觀念對皇帝和集權的保留。不過，與理想狀態(tài)所描繪的美妙前景相比，接受這樣的保留顯然是通情達理的。然而，現(xiàn)實并不美妙，東漢政局混亂，外戚與宦官專權，小皇帝林立，最后在激烈的政治經(jīng)濟矛盾中崩潰。

東漢究竟是怎樣走向制度設計者完全沒有意料到的道路這件事，其實是很值得討論的。

而以我的看法，東漢很像明朝，與朱元璋一樣，劉秀大幅度加強了皇權，雖然他沒有取消宰相，但等同宰相的三公被尚書臺架空，形成事總臺閣。這導致后漢與大明這兩具國家機器高度仰賴皇帝這臺“發(fā)動機”，一旦皇帝不稱職，那么國家就會癱瘓，最后權力便落入皇權的代理人手中，在東漢是外戚與閹宦，明朝禁止外戚干政，所以只有閹宦。

東漢與明朝的相似性還包括財政收入有限，勢力范圍的不斷收縮，皇權代理人與士大夫群體間的激烈沖突，“出道即巔峰”，王朝的中期并不顯眼等。這樣不穩(wěn)定的政府之所以很長時間沒有被傾覆主要是外部軍事壓力不大。

匈奴早就被打垮了，留下的只是碎片，鮮卑雖然可能崛起，但檀石槐的暴斃使之推后到八王之亂，羌亂使東漢失血但不致命。明朝也一樣，在滿洲崛起以前，蒙古一直處于四分五裂，邊患一直都有，但不致命，使明朝缺乏深度改革的動力。而滿洲出現(xiàn)時，時間已經(jīng)來不及了，更何況缺乏推動改革的雄主。

為什么這兩個朝代的“發(fā)動機”會失靈呢？就東漢來說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皇帝壽命之短，除了開國皇帝以外壽命最長的居然是漢獻帝（53歲）。

皇帝短命的理由無非是：基因問題、殘酷的宮廷斗爭、耽于逸樂導致的生活習慣不良，以及外戚為了專權偏好立小皇帝——而古代醫(yī)療技術落后，幼兒夭折率驚人……還有一個理由也是可能的，那就是與高度集權相對應的便是巨大的工作量，有一些東漢皇帝如果不是累死的，那也可能是與之前提到的其他要素一起使自己英年早逝。以三國為例，三國與東漢的政制差異不大，高度攬權的諸葛亮公認是被累死的，暴斃的曹丕與早逝的曹叡也是集權君主，放權的劉禪與孫權，以及被迫放權的漢獻帝壽命都較長。

劉秀作為開國皇帝，他有一具好身體可以適應繁劇的戰(zhàn)爭與驟增的政務（如果沒有，也輪不到他當皇帝），他的后代就未必了。但是東漢政體是新鮮事物，人們還沒有來得及反應過來給它打補丁。同樣的，明朝皇帝只能在臣子的諛詞里神文圣武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朱元璋設計的體制工作量空前的巨大，他自己都感到吃力，他工作勤懇的后代往往死得早，而最不爭氣的后代索性擺爛，避免了被溫水煮青蛙的結局，也享有難得的長壽。

但結果是一樣的，皇帝的失職使整個朝廷經(jīng)常被停擺，導致帝國失控所帶來的縫隙中生成了顛覆它的巨大力量。取代明朝的滿清吸收了前者的教訓，對皇子的文武教育極其嚴苛，這種境遇對個體來說是無比痛苦的，但培訓出來的統(tǒng)治者至少足以適應巨大的工作量。雖然從事后之明來看，如果他們沒那么優(yōu)秀，可能對所有人都好。

皇帝的短命使得東漢擁有秦漢以來數(shù)量最多的太后臨朝、外戚干權的現(xiàn)象。不過與流俗印象不同，作為權力真空的替代品，這群太后一度干的還不錯。

相比西漢，東漢的后妃有兩個截然不同的特征：第一，前漢好黃老，后漢尚儒術。東漢的皇后普遍受過良好的經(jīng)學教育，關于她們的歷史記載，有一套統(tǒng)一的模板，即在學識與德行上向儒家理想的女性看齊，有些人在文獻中因此獲得較好的風評。第二，西漢只要立了皇太子，生母就可以當皇后，無論她是皇帝尊貴的表親，還是民間卑微的舞女。而后漢直到漢靈帝的何皇后以前，無論是誰受寵，無論誰誕下子嗣，皇后必定出自來源于南陽的陰、鄧氏，河北的郭氏和西北的馬、竇、梁氏六個家族。這三個地域正是劉秀能統(tǒng)一天下的三個基本盤，作為各自勢力的代表，這六個家族之間既有恩怨又互相聯(lián)姻，既有合作又圍繞著皇后之位進行爭奪。按照作者的看法，后漢的皇室像是一個以皇帝為核心、以皇后為目標的特殊存在，與前漢迥然不同。

歷來皇朝世系圖都是以皇帝為中心，而后漢的世系則以皇后為中心才能看得更清楚，也才能發(fā)現(xiàn)這些家族之間的恩怨雖然血腥，但顛來倒去仍然是一家人內(nèi)部的傾軋和升降，可以視為禮教中國的一種特殊實踐。

由于皇族與后族隨著時間更替在血緣上融為一體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，使得外戚奪取帝位的動力大減，遠不如對奪取皇后位置的興趣濃厚。因此，盡管經(jīng)常出現(xiàn)皇權旁落的真空期，但日子也能縫縫補補過下去。如果從凡事都退而求其次，湊合著能用就別去折騰的角度看，這套可以說完全出乎設計者預料的體系，令人意外的好用。

然而，由于控制皇帝的收益是如此之大，以及從朝廷中出局損失又很慘烈，如果說一開始女主臨朝稱制是被動接受皇帝早死的狀況，那么隨著時間推移，外戚借助太后干政越來越成為常態(tài)。每一個家族都想讓皇后的位置在自己手中多停留一會兒，今天只是干涉立太子，明天可能就要廢皇帝甚至弒君。因此總會有一天，有一個人，決定打破這種“皇后寡頭政治”，建立真正的、大權獨攬的、效仿前漢的皇帝統(tǒng)治。

這個拐點，出現(xiàn)在著名的跋扈將軍，無德無行，純靠裙帶上位的大將軍梁冀身上。梁冀并不是曹操王莽之輩，他把持權力幾乎什么都做了，唯獨沒有篡位的跡象。但對于一個權臣來說，既然不打算篡位，就不應該這么囂張跋扈，做得罪所有人的事情?？闪杭讲⒉皇峭趺欠N有理想、有文化的“楷?！?，依靠個人魅力和經(jīng)學修養(yǎng)來積累威望；也不是霍光那種有紀律、有能力的權臣，通過縝密的權術和行政機制來把控局面。梁冀?jīng)]有甚至不屑于掌握政治術的精妙和平衡，他對權力是一種禽獸式的占有，對所有損害他權力的人和事，都會給予暴虐的回應，這是一種政治上的“恐怖主義”。

在他的父親，以及提拔他的漢順帝還在的時候，梁冀還有所收斂。等到兩人皆故去，由他同樣沒有政治智慧的姊妹梁太后臨朝，梁冀便開始放飛自我，甚至做出毒殺漢質(zhì)帝這樣的罪行。待梁太后也故去，再無制約的梁冀便徹底放飛了，對自己一手扶立的傀儡漢桓帝的監(jiān)視無孔不入，對群臣則打破了后漢溫和的政治慣例，動輒以小罪處死。

即使沒有漢桓帝的政變，也肯定會有大臣串聯(lián)起來發(fā)難。真正令人驚訝的是，這樣一個煊赫一時，威福由己的大人物，卻非常輕巧地被漢桓帝與一些小宦官的密謀給扳倒了，他甚至沒有做出激烈的反抗，便與妻子在家中自殺。以至于事后所有經(jīng)歷過梁冀時代的人都感到恍恍惚惚，不敢相信這就是當初逼得所有人道路以目的梁大將軍。

如果梁冀有智慧，那么他就應該在毒死漢質(zhì)帝后意識到自己必須篡位，他已經(jīng)沒有回頭路了。但作為權力近親繁殖的產(chǎn)物，梁冀有一種掩耳盜鈴的智慧，或許是因為權力由體制而來，所以梁冀對自身所在的體制有一種迷一般的自信，可能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作為對體制會有怎樣的沖擊。

由于梁冀的殘暴，梁氏家族被處決一空，從歷史舞臺中退場，而不像此前的郭、陰、竇、鄧等家族那樣，即使下臺流放，也還有重整旗鼓的機會?！肮杨^皇后制”就此終結。之后的外戚雖然仍然試圖恢復這一體制，卻都沒有成功。漢章帝至漢順帝時，皇室和六大家族之間相對其樂融融的家人氣氛亦不復存在。

從“后見之明”來說，六大家族強勢之時，雖然有孩童之帝王、垂簾之太后、跋扈之外戚，但皇室的地位是很穩(wěn)固的，諸皇后家族不會有取代皇室的打算，到了后漢末年，六大家族式微，皇室也速告終結。造成這一局面的不僅是漢桓帝劉志和他的后繼者，也是因為梁冀的登峰造極，促使皇室拋棄了“六大家族”。

梁冀留給東漢三個有毒的“遺產(chǎn)”：第一，梁冀以一己之力，敗壞了漢廷中央的政治生態(tài)，導致供職洛陽朝廷的士大夫往往屈從于強權，以前是梁冀，以后也會有別人。第二，在對梁冀的惡政反抗的過程中，誕生了士大夫群體自我意識的覺醒，并從此出現(xiàn)了中央朝廷與地方士人之間激烈的沖突。第三，言傳身教，“培養(yǎng)”出漢桓帝對權力的貪婪、暴力和獸性的釋放。

作者指出，“后梁冀時代”，各方勢力的暫時平衡主要來自一種共識：權臣終于鏟除，皇權應該恢復，皇帝需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從而實現(xiàn)天下太平。但是，皇帝的位置在哪里，皇權恢復到何種程度，大家實際上在各說各話。在中間階層的代表士大夫們看來，皇帝應該回歸漢章帝、漢順帝，處在“秦制—禮教”的中庸位置，既要遵循禮教，又要維系權威，成為一個恩威并重、恩大于威的“慈父”。但通過梁冀的啟蒙運動，劉志覺得應該回歸漢武帝、漢宣帝，成為雄主，下一個“梁冀”說不定就來自士大夫。換句話說，漢桓帝其實扮演了一個革命者的角色。這也是為什么早在漢和帝時期，便有皇帝與宦官密謀政變，卻要到桓靈時期，宦官才成為朝廷斗爭中大為活躍的力量。

與漢桓帝作對的士大夫階層，是后漢儒法國家立國百年培養(yǎng)出來的既得利益者，同時也本該是皇權和漢王朝最堅實的支持者。東漢是士大夫群體第一次在歷史登場的時間點。王莽改制失敗后，儒家與朝廷妥協(xié)不再顛覆朝廷，朝廷與儒家妥協(xié)利用儒家來改造地方豪強。只要存在中央權力無法覆蓋的角落，就必然會誕生地方豪強，在這一點上察舉制和科舉制沒有區(qū)別。朝廷的力量并不是無窮無盡的，所以需要與地方勢力合作，不管在什么時候都不例外。而利用儒學這一手段，東漢王朝可以更好地將地方豪強吸納到體制內(nèi)，使其不至于成為顛覆自己的力量。

于是在東漢百余年皇后寡頭制的溫和統(tǒng)治下，儒家倫理落地生根，與自然生長的地方豪強相結合，形成了東漢的士大夫群體。在儒學的影響下，與西漢的豪強相比，東漢的豪強為非作惡的記錄相對更少一些，在史書中有更多的遵循忠孝仁義的形象。由于歷史記錄掌握在儒生手里，所以不能排除這是儒生的自吹自擂。但考慮到在秦制中家族要做大必須有人當官，否則會很容易被權力鏟除，豪強一旦失勢有可能被族誅。又由于當時選官的察舉制看重個人品德，所以豪族還是有所收斂的，在察舉制徹底敗壞以前尚能保持明面上的體面。

但事情的另一面是，在女主當國時期，儒家化的豪強掌握了地方包括話語權在內(nèi)的許多權力，被任命的流官必須與本地人積極合作才能成功施政。當流官卸任回鄉(xiāng)后，其家鄉(xiāng)的命官也需要他的合作來治理郡縣。豪族世代居住在郡縣，宗族觀念和本土意識更加強烈，習慣了過去朝廷留給地方自治的空間。

而現(xiàn)在，漢桓帝要打破這一慣例，強化皇權，就勢必會與之產(chǎn)生最激烈的沖突。引發(fā)這種對抗的原因，不光是由于利益沖突，還包括價值觀問題。像“秦制—禮教”這種混合政體，實際運作要依靠律法制度，但也必須尊崇禮教，以維系臣民的效忠和信任。后漢從漢章帝到漢順帝，都很注重彌合秦制和禮教天然的矛盾，整體上統(tǒng)治風格都比較溫和。劉志為鞏固皇權，利用依靠皇權包庇，為非作歹的閹宦集團打擊士大夫，會加深秦制和禮教的裂痕，加重宮廷和地方的分裂，加速清流和濁流之間的政治斗爭。

而任何一個想要革自己命的人，權術手腕就必須縝密細致，精通拉一派打一派的技巧。遺憾的是，桓帝以及他的后繼者靈帝的政治智慧比梁冀高，但并沒有高到哪里去。作為皇帝黑手套的宦官與士大夫發(fā)生了最激烈的碰撞，最后以黨錮之禍的形式造成了最大規(guī)模的株連，動搖了漢王朝的統(tǒng)治基礎，并使自己處于道德的下風，讓士大夫階層與皇權離心離德。

第一次黨錮之禍，是桓帝掌權以后，與士大夫群體一系列矛盾總爆發(fā)的結果。漢桓帝在位期間，借助宦官之力，繼承并加劇了梁冀的專橫暴政，以“黨人”之名殘酷迫害士大夫（終身禁止他們擔任官職），因而聲名狼藉。其死后，士大夫階層對他的統(tǒng)治方式產(chǎn)生了強烈的反感和反彈。作為黨人領袖的陳藩，與外戚竇武合謀恢復“寡頭皇后制”，要徹底誅滅所有宦官。然而因為行事不密，于是被果決的宦官領袖先發(fā)制人的政變消滅。

之后，出于報復士大夫的目的，控制了年紀尚幼小的漢靈帝的宦官發(fā)動了第二次黨錮之禍，其株連范圍更廣，打擊力度更大，屠戮人數(shù)更多，導致整個中原地區(qū)最知名的士大夫都被禁錮不得為官。由于中原地區(qū)是東漢人口最富庶，人才最多的核心地帶，這種做法顯然是在自掘墳墓。這些被禁錮的黨人郁郁不得志，與朝廷離心離德，甚至站在朝廷的對立面，日后黃巾之亂之所以聲勢遍野，很可能是有被禁錮者參與其中的緣故。

靈帝很長時間都沒有改變這一局面，直到黃巾后才解除黨錮。與桓帝相比，同樣要強化皇權的靈帝更加放縱自己，熱衷揮霍，因此對財貨索取無度，甚至賣官鬻爵，對重要官職明碼標價。靈帝時期政治最為黑暗，對人民的剝削也最為殘酷，朝廷的聲望也最低，因此激起的民變也最激烈。

雖然東漢的滅亡有一定機緣巧合的因素在，但桓靈二帝顯然是在國家走下坡路的時候，猛踩油門，導致東漢還沒有來得及走到歷史周期率的尾聲，便宣告破滅。是以，“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、靈也”。

靈帝死后，與宦官有生死大仇的黨人群體，在袁紹的領導下，與外戚何進再度圖謀誅滅所有宦官。由于何進的優(yōu)柔寡斷，何進被反撲的宦官殺害，袁紹聽聞消息后當機立斷殺進宮中，率軍殺死了所有宦官。

支撐后漢皇權的三根支柱，外戚、宦官同日俱滅，如今只剩下士人。在引發(fā)東漢瓦解的諸侯混戰(zhàn)里，成員不是士人，就是士人的同情者，純粹的武夫寥寥無幾。即便是董卓，也想要討好士人，只是因為地域歧視，結果熱臉貼了冷屁股。

但士大夫顯然不是最后的勝利者。

梁冀以前，東漢政治并不黑暗，朝廷中央雖然偶有動亂，但并沒有影響到地方，因此秦制與禮教之間的妥協(xié)是可以成立的，儒家倫理作為一種信仰是可以自圓其說的，朝廷鼓勵忠臣孝子的行為，與忠臣孝子的際遇大體是合拍的。因此，在梁冀以后的恐怖統(tǒng)治中，過去百余年培養(yǎng)出來的力量，涌現(xiàn)出大量服膺禮教，與政治黑暗做斗爭的士大夫。雖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歌可泣，但與掌握政權的統(tǒng)治者，以及依附他們的黑白手套相比，大部分人還是值得稱許的。

然而令人遺憾的是，在統(tǒng)治機器的鎮(zhèn)壓下，他們?nèi)缤鄣牧餍?，雖然一度發(fā)出光芒與璀璨，但等光線落寞后，剩下的死寂的黑暗?？植澜y(tǒng)治不僅震撼了國家的根基，同時也危及了儒學的神圣性，理想與現(xiàn)實不符造成的巨大沖擊，帶給時人無比震撼。

用一個慷慨就義的黨人臨終前交代兒子的話說：“我希望你以后作惡人，可是天底下卻沒有教兒子為惡的道理；我希望你以后行善，當一個道德君子，可是我如今落得如此下場，就是做道德君子的緣故，所以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教你！”（“吾欲使汝為惡，則惡不可為；使汝為善，則我不為惡”，出自《后漢書·范滂傳》）

東漢傾覆后，隨之建立的魏晉政治黑暗依舊，與儒學破產(chǎn)相伴而生的，是犬儒主義和玄學在士大夫群體中的流行。雖然有人說，秦漢帝國的問題，在隋唐解決了。但儒家理想被現(xiàn)實黑暗壓倒的現(xiàn)象，從隋唐到明清都一直存在，所以問題真的解決了嗎？從這個角度講，古代中國的歷史終結在東漢滅亡這一刻，在這之后一直是既無意義又無作用的“輪回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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